檀萃所著的《滇海虞衡志》中就记述了这种情况："玉自南金沙江来，昔为腾越所属，夷人采之，估客随意贸之，运至大理及滇省（指昆明），皆有作玉坊，解之见翡翠，平地暴富矣！其琢成器皿，无所小备，而如意为大，且以充贡。"书中还说："玉器物，名类最多，大理玉匠治之，省城玉匠治之，大则玉如意，或长一尺、二尺。次则圭、璧、璋、琮。其它仙佛形象无不具。一切盘、碗、杯、彝、文玩尤佳，玉扳指、玉手圈，官吏无不戴之。女钏同男，或一手双钏以为荣，而玉烟袋嘴则遍街，虽微贱吃烟，办口街玉嘴，至于耳坠，帽花之细，又不足论者。其滥于用器如此。"可见当时用玉的广泛性、多样性且已大量用于民间及普通百姓。
在罗养儒先生著的《纪我所知集》中，记录了当时昆明翡翠加工的情形："能目睹者，惟光绪十年后之一切景象耳。珠市桥诚是一处售卖珠宝玉器的市场，是时的珠宝玉器多而且践，在此一市场上玉器铺直有二三十间，还有些腾越客挟些珠玉来，以无力开铺，遂在此一段街上摆摊售卖。有玉石行，是专售玉石者。玉器铺是专售一切佩戴之珠玉物件，及珊瑚、琥珀、玛瑙、碧玺等类所制之物品。有车玉铺，是代人琢磨玉手镯、玉戒指及簪子、耳环等类物品者，有雕玉行，此一行道是代人雕携小型玉器，如小孩帽上之五老三星，妇人勒上之八宝、蝙幅。"
《续云南志长编》中载："光绪年间，昆明人到腾雕琢细花玉器，工人得以模仿，先年多制造手镯、玉簪、耳片，现在更加制造宝塔、珠子、手箍、心子。"
宣统年间，昆明城内户口6127户，人口71614人，其中玉器铺就有107户，金器铺137户，银器铺192户，这说明了金银翡翠珠市业的兴盛程度。特别是玉雕翡翠业占到高达1.1％的比例，在全国都是少见的。
乾隆、嘉庆年间，腾冲玉石商和玉石工匠组成了"宝货行"公会，于道光元年（1821年）捐资建盖了"白玉真人"祖师殿一所。到了民国初年的"宝货会馆"就有专营珠宝玉石的会员3000余人。由于众多的翡翠玉器加工作坊及对开采、鉴别、加工、销售的丰富经验，基本上垄断了较长时间的翡翠经销权，使其成为东南亚著名的珠宝玉石集散地和世界翡翠加工发祥地，素有翡翠城和"琥珀牌坊玉石桥"的美誉。可以说，近代腾冲经济文化的发展都与珠宝玉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
特殊的地理环境、地质条件和历史背景构成了云南翡翠玉石文化的深厚渊源。也印证了硬玉翡翠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发现，明清则是到了运用成熟的阶段。
对此，有的观点认为，仅有文字的描述不足以说明问题，必须有考古出土的文物相左。也有的观点就直接提出明代以前没有发现任何一件出土的翡翠实物，而彻底否定了翡翠在明代以前的发现或运用，这在学术上是非常不妥的。本来，专家、学者、商家在学术上的争论是非常正常的，但如果不从历史发展的眼光去深入调查研究，就彻底否定翡翠发现的年代，硬要武断地认为翡翠是明清时才发现的，那就是非常有害的了。
英国史学家李约瑟所著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所载"在十八世纪之前，中国人并不知道硬玉这种宝石，以后硬玉才从缅甸产地经云南输入中国"可见李约瑟并没有涉及和研究过18世纪前云南翡翠发现应用的历史，所以把翡翠的发现和应用的历史确定在十八世纪是不妥的。
《翡翠评鉴·翡翠简史》一文的作者也认为"《明史》虽载太监入滇采办宝物，但其中并不含有
翡翠"的说法却是没有深入调查研究的结果。夏光甫先生所著《中印缅交通史》中《元明清缅之珠宝贸易》一文中，认为万历宫中没有发现翡翠，在定陵（万历陵墓）中也只发现很多的缅甸蓝宝石、红宝石独缺翡翠的说法都是不适的。
事实是，明代以前有出土的翡翠硬玉实物相左。
让我们略举一些实例。除了前文所提到的从新石器时期发现的玉斧、玉钺、雷曳子到西汉前滇王墓的玉衣片、唐代的瑟瑟等外，在北京十三陵（定陵）出土的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皇后的龙凤冠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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